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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师于全兴10年拍摄820位贫困母亲

2010-06-25 17:55:05 来源:摄影

摄影师于全兴10年拍摄820位贫困母亲

 


  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、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、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、尽量多带的胶卷,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。手提包里装着衣服、药品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。每年的寒暑假,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,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,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。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,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

  拍摄贫困母亲,这单一的主题摄影,于全兴做了10年。10年中,他走访了64个贫困县、267个村寨,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。他希望,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,引起广泛关注,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,从而摆脱贫困。他自己也在每次采访结束后,把随身衣物、药品全部捐掉,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。有一次没算计好,钱全都捐没了,只好借钱回家。

  “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”

  10年前,头一次去西部时,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,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。当时,以“救助贫困”母亲为宗旨的工程,已开始了6年。那是在2001年1月,元旦刚过,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,1月3日到了西宁,4日到了玉树,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,乘吉普车,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,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,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:此行的目的地。

 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,头疼,头晕,脑袋像个大气球,越来越胀,一跳一跳,像针扎一样疼。于全兴望着前方,感觉“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”。

  “我真的害怕了,”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,“我后悔了。”就在这时,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。

  那是个“冬窝子”,土坯垒的,门很矮,屋里很暗,有个土砌的锅台,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,没有床,睡觉就在地上一躺。于全兴进门的时候,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,一手用力顶着腹部,脸色青黄。她叫阿夏·巴青才仁,是才仁巴毛的女儿。一年前,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,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。

  “怎么啦孩子?”于全兴问。“肚子疼。小病。”母亲说。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,可她知道家里没钱,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,从来不哭,也从不要求治病。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,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。10年前,虫草很便宜,130根才卖390元。

  “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?”于全兴问。

  “哪有钱嘛?”母亲说着,用手抹了抹眼睛。

  “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。”

  “哪有钱嘛?”母亲说,还是同样的4个字。

  “在这种情况下,我觉得拍摄、采访都是次要的,”于全兴后来说,“我当时就决定,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。”

 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,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,让她置办些年货。她双手合十,高高地举过头顶。那是个祈福的姿势。

  去医院的中途,在小镇歇息的时候,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,她接过苹果,审视着,好久,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,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。于全兴不懂藏语,示意她继续吃,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。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,这才明白: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,给妈妈尝一尝。

 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,让翻译告诉她,这些都带回去。“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!”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,然后就跑出屋子,拼命吸烟,也不知在想些什么,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。

  继续前行的路上,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: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,就又塞进袍子里,再也没有拿出来。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。

  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,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B超仪。检查结果,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。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,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,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,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。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,不说话,只是哭。两个月后,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结隆乡乡长达哇的电话,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。

  “以前,按下相机快门,那是在拍摄别人,那是个机械动作。可现在不一样了。”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:“每当快门‘咔嚓’一声,我的心头就一动。也不知怎么的,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……”

 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“触动”,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,不仅映入眼帘,而且激荡心头。他觉得,如果没有这种“触动”,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、成为大学教授后,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,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。从第一次之后,于全兴3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。2004年,他被聘任为大学副教授,接下来的4年间,他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12次。2008年升为教授以后,于全兴又去了3次。

  “10年,往返21次,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”于全兴沉思着说:“多少次从西部归来,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,做梦都想……”

  820组照片上的真实

  每次从西部回到天津的家中,于全兴做的头一件事情,就是冲洗底片。他急着看到他拍摄的母亲们的照片。

  “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,一个个的定格瞬间活起来,生命从黑白底片上跳出,还原成动人的真实。”底片太多,他的学生后来帮他数了数,大约有10万张,映现出他行走15万公里拍摄到的820组母亲影像。

  “她叫王生花。”于全兴指着一名贫困母亲的一组照片说,“是在青海一个叫窑洞村的山坳里拍摄的。”

  王生花当时30岁,有两个小孩,丈夫中风后,全家的担子便压在她一人肩上。家里原有两头骡子,卖了一头,换回600块钱,给丈夫看病。熬到去年,丈夫的病情刚有好转,另一头骡子却丢了。王生花饭也没吃,就钻进大山去找。找到第二天中午,骡子找到了,王生花却受了风寒,引发严重头疼,后来右臂变得不大灵便。

  讲罢这个故事,于全兴又展现第二组照片。

  这是个叫马玉梅的贫困母亲,住在甘肃一个叫道口村的地方,丈夫死了,两个女儿都在上学。于全兴见过太多因贫辍学的孩子,马玉梅家只有她一个劳力,如何支撑两个孩子的学费呢?

  “搬砖。”母亲说。

  当地有砖瓦厂,砖烧好了就需要人来搬。可砖瓦厂不是天天烧砖,烧时要人,不烧就不要。搬一天砖,9个小时,挣12块钱。两个孩子的学费是360元。一年干下来,她的收入是500元,债务是3000元。

  “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,”马玉梅说,“我没念过书,受苦。娃念了书,就不受苦了。”说时,她的眼里闪着光。

  于全兴拍摄采访到的母亲,都这样,故事很单纯,念想很简单。

  因为,她们是母亲

  “我采访的地方,都这样贫穷;我拍摄的影像,都这样平凡。”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,“贫穷而且平凡……”

  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。她家有0.7亩坡旮旯地,年收成苞谷150公斤、土豆600公斤,到4月就没吃的了,靠借粮生活。她最着急的,是公婆去世欠下的2000元债还不上,就去卖血。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。卖血需要身份证,杨会没有。办个身份证要20块钱,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,她办不起。

  他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的祝贤美。卖血要到县里的血站去,她舍不得花车钱,总是一大早起身,带上一个熟土豆或者苞谷团子,走到县城去。这样到了县城便是晚上了,只能住下来。白天卖盒饭的小商铺,把摆摊用的木板一搭就是床,住一夜,3元。天亮后就去卖血,卖一次,能得60元。卖完了,再走回家。可有时抽完血头晕,只好坐车回,要花掉15元,能带回家的钱,就只剩下35元。她连续3年卖血,最少的一年,卖了4回。

  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,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。在集结这些影像、即将出版的名为《母亲》的纪实作品中,于全兴写道:

  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,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。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、深山区、荒漠区、黄土高原区和库区、滩区,地域偏僻,交通不便,信息闭塞,经济落后,生存条件极为恶劣。她们当中80%以上是文盲,50%患有各种妇科疾病。

  我不敢奢望别的,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——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。

  她们是家庭的中心,却因贫困而家徒四壁;

  她们身为人妇,却因贫困而比男人更操劳;

  她们身为人母,却因贫困而不能乐享天伦;

  她们身处当代,却因贫困而过着原始生活;

  她们的贫困扣人心弦。

  我不敢奢望别的,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——请关注母亲的贫困。请关注贫困的母亲。

  请帮助中国母亲们脱贫,请为她们尽一点心,出一份力。

  千万不要拒绝。因为,她们是母亲。

  让贫困的母亲得到幸福

  幸福工程使多少贫困母亲得到幸福?于全兴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一个数字:截至2009年年底,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446个县(区、市)建立了项目点,投入资金6.6亿元人民币。对于全兴来说,这个数字并不枯燥,它已呈现为他镜头里一张张母亲的笑脸。

  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,是国家级贫困县,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有5万人。裸露的山岩上住着39岁的褚仁敏一家。她1986年嫁到婆家,一直用老式石磨推浆做豆腐,工艺落后,效率很低,一天只能做10多斤黄豆,仅够维持生活。1995年有了幸福工程,当年,村里干部就为褚仁敏一家争取到一笔1000元的帮扶贷款。褚仁敏买了豆腐加工机,改变了原始加工豆腐的老法子,又摸索豆腐深加工技术,把豆腐做成豆腐果、豆腐片、油炸豆腐等,到2000年,纯收入已达7000元。于全兴去采访时,见褚仁敏夫妇不但还清了帮扶款,还有了积蓄,正在盖一幢两层新房。

  “就这么多,1000元,最多2000元,只要给她们这一点帮助,许多贫困母亲就能走出贫困。”于全兴说,他对此常常感到惊奇,“这么点钱!走出贫困!她们真了不起!”

  只要有了本钱,许多贫困母亲们同样敢想敢干。

 6月18日始,就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,将举办“为了母亲的微笑——幸福工程十五周年主题摄影展”,展出的照片,除了幸福工程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性工作图片,都是于全兴拍摄的“母亲”照片。这些照片将持续展出8天。大街两侧将出现50组高二米四的展架,这些展架的每一组都有四面,每一面都有一米宽。于全兴拍摄的“母亲”们将出现在这些展架上,他估计共有90面,展出他拍摄的近300幅照片。这将是于全兴的“母亲”主题照片的第十四次展出。“我喜欢这种展出,因为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拍摄的照片。”于全兴说:“看到了,就有好心人会关注贫困母亲们,就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。”他的摄影作品除了办展览,也拍卖过,有几幅拍了20万元,他全捐了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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